万全医药郭夏:中国创新药处于史无前例的高点,但还存在这些方面的不足

创客猫 · 2019-09-23 11:10

一切创新的根本来源在于是不是能够治病,真正把患者的疾病治好,这才是真的有价值。

2019年9月21日,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诺贝尔奖得主国际科学交流协会(ISSCNL)、深圳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共同主办的“GBAS 2019第六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在深圳博林天瑞喜来登酒店举行。

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此前已成功举办了五届,邀请了26位诺奖1位图灵奖得主;自2015年开始,GBAS品牌已成功举办了三届大会。本届诺奖峰会首次落地深圳,与GBAS品牌强强联合,共同打造了生命健康行业盛会。本次大会以“科技引领生命健康新时代·汇聚湾区发展新动能”为主题,采取“1+4+1”即开幕式、四大板块主题论坛和展览会相结合的形式展开,汇聚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十余位国内外知名院士、国医大师及专家,以及众多著名企业家、国际知名智库成员等在内的全球顶尖大脑共同寻求融合创新的发展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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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夏参加以“全球医药创新中的分工与合作”为话题的圆桌论坛

作为国内医药行业的领先者,万全医药控股董事长郭夏在以“全球医药创新中的分工与合作”为话题的圆桌论坛上阐述了他对于国内创新药行业的看法,并在会后接受创客猫的采访。

在郭夏看来,中国创新药的发展现状是到达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高点,有几个在全球率先进入市场的一类新药,这是好的一面。另外一面,创新药在中国并不是一个治疗的革命性新药,只不过就某个靶点进行改良,也就是Me-too,不是一个像华为在5G领域率先在世界做到领先的革命性创新。

他告诉创客猫记者,支撑中国创新药发展的基础还有很多空间,第一,校园在中国的创新药领域扮演的角色还存在问题,世界的创新药很多是由大学的基础医学和基础教育所产生的,核心的独角兽还是要在校园里诞生。

第二方面是中国的资本对创新药的理解。他表示,一切创新的根本来源在于是不是能够治病,真正把患者的疾病治好,这才是真的有价值。而过去每年有大量的钱流向所谓的“神药”,也就是有先进性但安全无效的产品,这些并不能代表治疗革命性的产品。

第三,在中国创新药领域,政府的政策,从顶层设计上是不是设计好了。中国之所以产生青蒿素,就是因为中国爆发了新的疾病--疟疾。中国真正革命性的产品诞生后,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专利没有保护好。

“中国的创新要成为世界级的创新,很重要的一点是多方领域共同改进,在专利保护、政府政策导向、学校的基础研究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创新。”郭夏说道。

今年对医药行业较大的利好消息就是科创板的到来。郭夏指出,在“医”跟“药”中,“药”是进入了塌方式的寒冬,因为无论是4+7,还是两票制、一致性评价,都说明了最大的买家——国家医保局向药品投放的钱变少了。这个时候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变少了,就要走向世界。而科创板是一个重大利好,对推动中国整个医药行业创新在全世界的位置是起了一个大的作用。

他进一步指出,首先中国变成了世界上第二大市场,大家都会到中国来研究这个全球最大市场之一的疾病状况,在一些中国特色的疾病上,会有很多资金流向中国。比如中国现在最大的疾病是烟草成瘾性疾病,中国肺癌的发病率在全世界遥遥领先,造成的原因是吸烟,吸烟是最大慢性致死性的脑科疾病。这个疾病在中国如果有资金投进来,就会有真正的独角兽产生。

同时他也提出一点,要避免因为一味为投资而投资产生的泡沫。无论估值评价体系如何改变,最终都要回到“你能不能找出治疗大疾病的新药”的根本问题上。郭夏表示,“从资本的回报率看,你把病治好了,其他的事水到渠成,如果资本就追求某家公司的上市,那就又回到了资本游戏,这不是真正的以解决疾病为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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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夏接受媒体采访

以下为郭夏参加圆桌论坛的实录:

傅旭东:中国在全球的新药研发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优势和不足有哪些?

郭夏:刚刚傅总提到中国新药研发在全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跟中国的经济一样,过去中国的经济在全球的经济当中,扮演非常微小的角色,过去深圳远远不如香港,现在深圳好像已经超越了香港。

核心的原因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市场决定了很多,中国庞大的市场,世界排名第二的市场,这个市场巨大的驱动力。因为市场驱动,大家都会到中国来研究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的疾病状况,市场的各个疾病谱,以及随着中国经济的驱动,大家会越来越关注这个市场。

第二个是中国政策的开发、资本的驱动。刚才也讲了ICH,中国和世界已经基本上同步了,包括在仿制药、创新药两个方面,就像中国的窝窝头要跟世界的汉堡包一样也能卖到世界上。在创新药更是受到ICH政策法规的一些驱动,中国药监局和国际药监局在政策保持一致性。

另外,在政策方面,资本的驱动也是一个巨大的力量。还有就是中国的院校,中国本身有一大批海外回来的人才,把中国和世界技术的差距迅速缩短了

由于这几大因素,我们认为中国在世界的新药的研发当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今天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世界抗老年痴呆日。在这里中国出现了很多的病谱,研究和世界的接轨的迁移也是不断的在改变,特别是在脑科学领域,北京的脑科学计划、脑科学战略,我们可能在前几代是输掉的,但是在未来脑科学方面,我觉得我们起步是相当的,包括老年痴呆、帕金森,特别是在脑科学卒中和心理学方面

那差距在什么地方?差距肯定是有的,虽然刚才潘会长也讲到了中国有四个所谓的,但是这基本上是一个市场上领先,你有我也有,它还是一个低端的,只不过在别人的靶点上修饰了,并不是开创性的,并不是所谓的像华为一样领导的5G的开创。我们现在已经有一类了,但是这还是一个“低端”的一类,“假”一类,还不是“市场革命”的一类,这是市场政策导向的,也许这个一类在国外还没有开发,中国的医保体系去决定了这些。医保政策,那还是要回归行业的本源,就是治病,真正的要为创新,是要为治病去服务,而不是去为市场去服务。

另外,国外不管是波士顿,还是加州一带,都是大学扮演了几种绝对性的创新的驱动,因为企业的创新能力是有限的,更多的企业是借助很多的创新和创新的大学的基础研究,以及国家的投入。

现在国家开放了两个资本市场,一个是香港的生物医药资本市场,还有一个是科创板,现在是从资本上驱动了很多的企业开始创新,但是它的基础研究我觉得还是没有跟上,还是几个孤苦零丁的企业,在很有限的资金上,缺少协同作战。

傅旭东:谢谢郭总,我觉得可能有一点,像阿龙(注: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阿龙・切哈诺沃)说的,其实现在世界前沿的,很多的新药的研发,让我发觉除了整个融资方面,包括国家投入研究院,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一种顶层制度设计。未来中国的创新之路我觉得更需要是在整个国家在顶端制度的研发方面,包括医保研发,但是你用国际的标准还是有很多的数据去提供不够快,当然其他的都有道理,我只是将这个浓缩一下。

第二个问题,你怎么看未来发展的趋势?刚刚谈到中国差距,那未来中国扮演的角色又会有怎么样转变?

郭夏:我觉得中国在其中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主要是两点,一个是互联网技术的驱动下,所有原来是整合式的研发变成协同碎片式的研发会发生,就不是分工而是融合,全球融合在一起。因为互联网和5G技术,把人和人、国界全部消灭,把政府之间的法规全部消灭掉。在这个技术的驱动下,各个国家中国扮演什么作用?又回到了疾病,就是中国什么样疾病最流行。比如说中风,中国中风发病率非常高。这样你就会发现在这一类疾病上,中国可能会引领。那么这些大型的临床研究,以及甚至对于一些长期的使用过药品再探索,可能从那里会扮演出中国在中风溶血率,一进去就是溶血,一溶血就是胸透,可能在这一类疾病上领先。

甚至我认为戒烟也是一个方向,预防癌症的第一预防是要靠什么?是要靠治疗吸烟的问题,中国的肺癌遥遥全球领先,在中国特色的疾病里头,集结世界的资源和力量,就很有可能形成在这个领域里头下一个青蒿素。因为国家为这个事情着急,这个数字可能不得了,当这个大数据一旦统计出来,会集全中国之力,那革命性的产品就有可能会在这里产生,而不是简单的市场领先型。

傅旭东:中国要在高质量环境扮演更重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角色,比如从宏观的环境、基础,包括技术、人才方面,各位觉得还存在哪些短板,或者在哪些方面可以加强或者改善?

郭夏:第一,从顶层设计到大学创新和药物的融合;第二个是从医保法规的角度,要去商业化,要围绕几个疾病来治,围绕治病的根本,现在已经有很大的改善;另外一个是资本的理性,现在资本追逐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我觉得很快这个泡沫又会出现,因为资本它缺乏专业的对万物归本,就是解决了疾病的问题,其他的水到渠成。投资要投在真正的大疾病,而不是盲目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