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人造太阳”装冰箱的人:姜伟和他坚决不做的那些生意

投中网 | 簪竹 · 2026-08-26 15:54

一个物理主义者的低温、红线,以及等待风口的六年。

姜伟的公司里有一份清单,上面写的全是科安创能不做的事:

脉管制冷机不做,哪怕这些年一直有人劝他做。

稀释制冷机不做,整机与集成,一概不碰。

4.5K以下的温区也不做。

这三条在公司内部被称作「红线」。写下它们的时候,是2020年,科安创能刚成立不久,还没有客户。一家初创公司主动把三个赚钱的方向划掉,在当时看不出任何道理。

六年后,全球商业聚变公司集体转向高温超导路线,10 到 30K 这个温区的低温配套从「配套」变成「刚需」,中国能接住这个活的公司数得过来。科安创能是其中一个。

投中网获悉,科安创能已于近日完成新一轮近亿元融资,投资方为四川省绿色低碳产业发展基金,云道资本作为长期独家财务顾问。此前该公司已完成四轮融资,股东包括雄韬股份、元禾原点、辰韬资本、熔拓资本、东方嘉富、中方财团、顺融资本、雨逸创投等等。

20K:一个刚刚打开、也正在关闭的窗口

可控核聚变领域流传过一个「永远只有 50 年」的魔咒。无论哪一年问科学家聚变什么时候能用,答案都是 50 年。

这个魔咒正在被改写,但改写的不是发电时间表,是产业节奏。全球商业聚变公司在过去几年集体从实验装置走向工程验证,磁体、真空、低温这些配套环节,第一次出现了成规模、连续下单的需求。

姜伟很清楚这点。他不赌聚变哪一年发电,这至今没有人能给出可信的时间表和度电成本。他赌的是另一件确定得多的事:这一批研发装置这几年一定要买冷源。

商业化提速带来了技术路线的迁移。过去很长时间里,全球聚变研究几乎全部依赖低温超导,工作温区在 4K(约零下 269 摄氏度)附近,需要庞大的液氦系统和复杂基础设施——这也是聚变长期被视为「昂贵而遥远」的原因之一。高温超导把温区提到 20K(约零下 253 摄氏度)上下——所谓「高温」,只是相对 4K 而言——能在更高温度下实现更强磁场,让装置小型化、成本下降成为可能。这不是某家公司的偏好,是整个行业在商业化压力下的理性选择。

真正的麻烦在另一头。

高温超导一旦发生局部失超,那个热点不扩散。低温超导的失超以米每秒的速度蔓延,系统一眼就能看到;高温超导的失超速度慢三到四个数量级,热点会原地停留、缓慢地把带材烧穿。美国能源部去年发布的聚变科技路线图,把「抗失超磁体」明确列为一项尚未解决的技术缺口。

于是难题从「来不及救」变成了「看不见」。而传统的大型集中式制冷系统,恰好两件事都做不到:它给不出分区的温度信息,也没法只对某一段增减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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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安创能的解法不是造一台更大的制冷机,而是把大空调拆成许多台小空调。多台小型 GM 制冷机串并联成阵列,配上定制温控方案和控制系统。每台各带各的测点、各调各的冷量——它能看见局部热点,也能只动那一块;同时天然冗余,任何一台故障,备机立刻拉起。

这套方案已经开始转化成订单。第一梯队的商业聚变公司中已有两家完成验证并给出意向订单,另有数家在深度推进。

2020年,他算了一笔当时没人认的账

站在今天看,把大空调拆成许多台小空调,像是专门给高温超导磁体准备的。但站在 2020 年往回看,姜伟算的那笔账,最早不是为聚变算的,是为液氢算的。

他当时想做的第一件事,是撬装化的液氢设备——把液化装置做成能拉走、能落地的模块。行业里的传统做法,是大型透平膨胀机:机组越大越省电,满负荷连着开,效率数字很漂亮。

「无论是投资人还是产业方,都鲜少关注小型柔性方案。」姜伟回忆,「在当时的普遍认知里,用这套方式做商业化,能耗更高、成本也不划算。」

但这条大机组的路,有三个前提:电要稳、负荷要稳、一年到头都得满产。他盯上的场景,三个前提全不成立。用西北的风和光制氢,电跟着天气走——白天和夜里能差一倍,一年里还有整段没有出力的时候。大型机组遇上这种电,要么停机,要么大量弃电空转;冷箱一旦回暖,再冷回到工况,又要以天来计。

「设备效率和项目效率是两件事,」姜伟说,「你不能拿一台机器满负荷时的能耗,去代表一个一年有相当长时间电不够的项目。」

他把账重新列了一遍。分母不是铭牌上的额定产能,是这一年真正产出来的液氢;分子不是单台设备的电耗,是整套系统花了多少钱买,再加上它这一年真正用掉的电。按这个口径,一台效率更高、但一年只能开一半时间的机器,未必赢得过一台效率差一些、但电有多少就产多少的机器。

结论是把大机器拆成小机器:需要多少冷量就开多少台,电怎么波动,开机台数就怎么跟。代价也清楚——满负荷能效比大型透平低一截,所以单机成本必须压到足够低,用买得起、铺得开,去补多耗的那一截电。这条线从 2020 年一直贯穿到今天的产品定义。

聚变是后来的事。高温超导路线起来之后,这套为波动电源做出来的架构,恰好也是磁体冷却要的东西。真正杀死一个项目的,往往不是性能不够,是单点故障。很长一段时间里,全世界按这个思路做的,只有他这一家。

一个物理主义者的边界感

科安创能的 logo 是一只鹦鹉螺。这不是设计公司给的方案,是姜伟自己定的。鹦鹉螺的腔室按斐波那契数列一层层长出来,结构复杂到极致,底层却是一条极简的数学规律。

他对这种秩序有本能的偏好。「化学态是危险的,物理态才是安全的。」这是他反复说的一句话。化学态是变动的,你无法确知下一刻它会变成什么;物理态遵循定律,温度、压力、相变,全部可以预测、可以控制。而低温制冷,恰好是纯粹的物理过程。

姜伟是个彻头彻尾的物理主义者,只信任可预测的东西。他要的从来不是最前沿的方案,是边界最清晰、行为最可预测的方案。

这套偏好再往外走,就成了开篇那份「不做清单」。在很多人看来,主动划掉三条赚钱的路是一种保守。姜伟的理解相反:只有边界足够清晰,投入才是可预测的。什么都做的公司,每一条线都做不到极致,最后哪一条都守不住。GM 路线他做到极致,客户如果需要脉管段,他通过合作伙伴联合方案解决——但自研永远不越过那条线。

他的决策纪律也是同一个逻辑。遇到一个新方向,他会快速试探;一次证伪,可以再试一次;两次还得不到结果,就快速撤退,进入持续判断期。不在一条已经被证伪的路上追加投入,是他给自己定的另一条红线。

创立科安创能之前,姜伟走了一条很少有人同时走过的路:

中石油大庆油田设计院五年,做长输管线设计,参与过西气东输、中俄原油管线这类从图纸到交付的国家工程;法国液化空气集团七年,做工业气体工艺;再到长城汽车氢能项目,把工艺真正推进到车企的产业化现场。

国家能源动脉的工程纪律、全球气体巨头的顶尖工艺、老牌车企的氢能落地,三套完全不同的工程语言交汇在同一个人身上,这在国内找不出几个。

这些年让他对「工程化」有近乎偏执的理解。工程化不是把实验室样机做出来,而是把「稳定」「可交付」「可规模化量产」三件事绑在一起,同时成本能随量产持续往下走。「只有能工程化、能把成本做低的东西,才配谈商业化。」

基于这套逻辑,他给公司锁了一条产品策略:只做标品。对公司而言,不用每个项目重新设计开模,研发和制造周期都能压住;对客户而言,模块可以直接更换,运维可预期、成本可控。

他在等什么,为什么是现在

有能力不等于马上开干。姜伟身上最不像科学家创业者的地方,是他有一套近乎苛刻的开工条件,三个必须同时成立:

趋势必须是行业已经走出的方向,不是他个人判断某条路会赢;

商业化路径必须是上下游刚需,不是「可以有」;

工程工艺必须能规模化,而且规模化之后经济性成立——做得出来不算,做得便宜才算。

这三条同时成立的时点,他称之为节点。节点是等来的,不是造出来的。

聚变这条线,他早几年就做过探索。但当时路径百花齐放,趋势这一条不成立,他就没有押上去。高温超导明确成为主流之后,三个条件同时到位,他才放开手干——节点一到,前面那两家验证、数家深度推进,是几个月里跑出来的。

提氦那条线是同一个逻辑的反面例证:它不是新业务,一直在做,卡住的是氦价波动、利润空间薄,第三个条件不成立;等利润空间显现,这条线才真正推起来。

这套「等到节点再动」的纪律,也是为什么股东敢反复加注。科安创能的融资史里有一个细节:早期什么都还没有的时候,就有股东连续投;有机构一路跟投至今。他们赌的不是某条具体业务线,是这个人对节点的判断——把牌压在中国的能源禀赋和技术路径上,剩下的只是等多久的问题。

而现在,等的那些门开始一扇扇关上。科安创能眼下的位置,处在几个窗口同时打开、又同时开始收窄的时点。

聚变侧,国内已有商业聚变装置在公开招标文件中把「多台标准化小型 GM 制冷机组成低温模块」写为冷源方案;下一代装置的超导磁体研发平台,也已在规划之中。第一梯队的商业聚变公司正在同一时间窗口里选定低温配套供应商——这一轮定下来的供应关系,后面很难更换。

工业侧,高温超导感应加热已有国家标准落地,头部厂商的订单与框架规模已达亿元量级。这个赛道的冷头长期依赖进口,国产替代的替换窗口正在被填满——先进入的人吃掉存量供应链,后来的人只能等下一轮扩产。

而最大的一扇门还没人推开。

国际上,AI数据中心用高温超导配电已经启动:美国超导电力公司VEIR 于 2025 年 1 月完成 7500 万美元 B 轮,由慕再创投(Munich Re Ventures)领投,微软气候创新基金、National Grid Partners 等参投;同年 11 月,其首台 3 兆瓦级样机验证成功。驱动力很直接——GW 级园区的铜缆已经接近物理极限,高温超导电缆截面只有铜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电流密度高出 5 到 10 倍。

而在中国,主要的几家云与算力巨头,目前尚未见到公开披露的高温超导配电试点,也未见政策文件提及。

这意味着中国 AI 数据中心的高温超导配电路线尚未锁定。现在进场的人定义标准,2028 年之后进场的人接受标准。

科安创能正在联合磁体厂家、高校团队和算力侧客户组建产业链联盟,目标是 2026 年启动、2027 年 demo、2028 年推动国标——把「GM 多台冗余+液氮备份」写成中国 AIDC 高温超导配电的默认路线。

一套内核,四个场景

这里藏着理解科安创能的关键:它不是一家核聚变设备公司。

科安的技术底座是 GM 制冷机的模块化堆叠,覆盖 4.5K 以上、直到 80K 的温区。核聚变是这个底座上的第一个爆发场景,但不是唯一的。同一套内核,正铺向四条线:

✦ 核聚变与大科学装置:磁体 10 到 30K,冷屏 60 到 80K,单套需要多台并联

✦ 高温超导工业感应加热,70K 上下

✦ 光量子计算的超导单光子探测器,科安负责 4.5K 以上的预冷与循环段,更深的温区由合作方承担

✦ AI 数据中心的高温超导配电,70K 上下,路线尚未锁定

四条线里,最容易被外界忽略、也可能是最大的一块,是冷屏。它包住磁体、挡掉外界辐射热。这个温区的冷量需求,往往是磁体侧的好几倍:国内一台全尺寸超导磁体的公开数据里,磁体侧是几百瓦,冷屏侧接近五千瓦;国际上的电站级概念设计里,两者相差六倍以上。磁体运行温度还会随各家路线上下浮动,冷屏不会——不管磁体最后定在几 K,那圈屏都在 60 到 80K。

「大家都盯着 20K 那个数,因为它听起来更前沿。」姜伟说,「但按瓦数算,钱在冷屏那边。」

四条线共用七成以上的零部件平台。这意味着科安每往前推进一个场景,摊薄的是同一套研发和制造成本;也意味着任意一条线的规模化,都会同时压低其他线的成本。

提氦业务是同样的逻辑。氦气是芯片制造的关键冷却与保护气体,也是光纤、医疗影像、航天的刚需,中国氦气长期高度依赖进口,是典型的卡脖子资源。低温液化是把氦提到高纯度的关键一环——用的仍然是那套低温能力,核心设备几乎相同,形态高度相似,只有温区略有差别。科安几乎不需要额外研发投入就能把能力复用过去。

姜伟习惯把自己比作聚变产业链的「卖铲人」。但从这个技术底座往外看,他做的事更接近另一件——为中国 20K 到 80K 这个温区,建立一套国产化的标准件体系。

四层门槛,一张桌上的位子

「技术做出来了,巨头下场怎么办」,这是每次融资都绕不开的问题。姜伟给出的答案是四层门槛:

第一层是团队。稀缺不在人数,在组合。联合创始人钱轶在法液空工作了二十年,曾任国际高级专家——那是全球深低温工业化的源头之一,他完整经历过最高工程标准怎么在产线上落地。另一位联合创始人吴英哲是低温专业博士,曾获国际期刊《Cryogenics》年度最佳论文。再加上姜伟那条中石油、法液空、老牌车企氢能叠在一起的路径。全球深低温工业的最高标准、低温学术前沿、国家级大工程的交付纪律,这三样同时长在一家早期公司里,国内数不出几家。

第二层是系统方案能力。科安卖的不是一台制冷机,是包含制冷机阵列、温控方案、控制系统在内的一体化方案。客户一旦用上,整套系统的磨合成本就是天然粘性。

第三层是制造业 Know-how。超低温设备要在超真空环境下运行,从真空设计到漏热控制到管道应力,每个环节都讲究,这些工艺只能靠常年一线积累和反复试错摸透。

第四层是客户验证。头部客户的率先验证和真实订单,为后续客户降低了决策成本;客户越多,工程化交付能力越强,长期运维的可靠性数据也越厚——这是一条随时间自动加宽的护城河。

「这四层对人的要求完全不同,不是靠挖一两个人就能实现的。」姜伟说,「若门槛低,早就有很多人进来了。」

除了这四层,还有一张不在清单里、但可能更关键的位子:联合创始人吴英哲目前在两个全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09、SAC/TC31)担任委员,同时是国际氢能协会(IAHE)成员。在一个标准尚未定型的行业里,这意味着规则怎么写,这家公司在桌上有位置。

但如果只看这四层,会漏掉更重要的一件事。姜伟从来不是「自己有什么就做什么」。他是倒过来的:先看到产业环节上真实存在的问题,再针对中国的能源禀赋和电网特点设计卡点上的方案,然后逐级推成能工程化、有经济性的系统。四层门槛守住的是现有产品;这套方法论决定的是下一个趋势来时,还能不能再做出一套。这才是真正抄不走的部分。

从卖铲人到定标准的人

卖铲人是在金矿被发现之后才出现的角色。而他做的事发生在更早的阶段——趋势还没成形的时候,判断哪一段温区会成为整条产业链的卡点,然后花几年把那个温区的标准件体系造出来。

一家初创公司主动划掉三个赚钱的方向,六年后的结果是:它在自己划定的那一小块温区里,成了国内少数能接住第一梯队聚变公司的供应商,并且正在试图定义另一个更大市场的技术路线。

姜伟的物理主义在这里闭环了。

他相信物理态之所以安全,是因为它可预测;而一家公司之所以可预测,是因为它有清晰的边界。六年只做一件事,比六年做六件事,在一条需要工艺积累的路上,差距会随时间指数级放大。

从实验装置到工程装置,中间隔着的不是某个物理学突破,而是无数个必须被工程化、被降本、被稳定交付的环节。

姜伟负责其中最冷的那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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